我们都知道抗战的结果，中国赢了，但战争爆发时，没人对此有把握，当然也不知道这场战争会持续几年。鉴于敌强我弱，普遍的看法是：中国获胜的唯一希望是打持久战。

  英国海军情报处对中日战争的报告在分析了双方国力之后就认为，“不管从哪个角度讲，中国军队都是前途未卜的”，因此，“中国要想取胜日本，只可以通过大幅度拖延时间，譬如说两年或三年”。

  事实上，当时国民政府一再告诉人民的是：战争最多持续三年，三年一定会打出个结果。这不仅是动员全国人民的宣传话术，也是基于对家底的清醒认识：以当时中国“一穷二白”的国力，实在不足以支持一场全面战争如此之久，那是它自近代以来从未遭遇的艰巨挑战。

  实际上，就连敌方都深感诧异：为什么这个看似摇摇欲坠的弱国居然能撑那么多年？

  现代战争的消耗是无底洞，不仅是巨大的人员受伤或死亡，还需要各种战略物资的不断投入。

  在这一点上尤为棘手的是，1937年战争爆发时，中国的现代工业主要都分布在沿海地区，因而当这一些地方迅速落入敌手之后，对中国的工业经济、战争潜力的打击尤其严重。据郑友揆的统计，1937年后国民政府控制区域的工业生产总值仅及全面抗战前全国工业生产总值的10%。

  在这样严峻的形势下，中国要苦撑待变，除了竭力整合内陆地区的人力物力支撑战争，必不可少的一点就是寻求外部支援。

  在那些年里，除了滇缅公路和“驼峰航线”这两条生命线，国民政府所能控制的出海口就只剩温州。这使得温州这个原本不甚起眼的沿海城市突然成为人员、物资集散中心，在战火纷飞的年代反倒出现一种前所未有的畸形“战时繁荣”，也为我们观察当时的统制经济提供了一个极好的切片。

  作为全面抗战时期东南沿海维持时间最长的口岸，温州对国民政府的意义首先当然是保持物资的流通，这对战局具备极其重大意义。

  1938年秋，国内抗战舆论就提出了“保卫温州论”，避免日寇占领这一最后的海港之后，切断物资进出，威胁“大后方”；而日军也很清楚地知道温州是重庆国民政府输血线的重要据点，只要堵住这里，重庆政府就难以反攻，“全面崩溃之期已近”。

  在战前，温州的出口产品以农副产品和手工业品为主，进口也仅限于南北日用杂货之类，贸易量有限，只是一个地方性的口岸；但在沿海沦陷之后，它的战略地位就提高到了全国焦点，进出口贸易和关税收入都达到了创纪录的高峰，本地服务业和贸易中介业也空前发达。

  不过，对敌我双方来说都很清楚的一点是：温州当时的“畸形繁荣”，重要的不是那种旺盛的日常消费，而是能转化成战争潜力的战略物资，并在此汲取资源，为战时经济输血。

  正因此，在1938年之后的几年里，温州作为浙江省贸易统制政策实施的前沿阵地，其经济政策常常表现出看似“既要又要”的两面性：一方面，政府在此大量投入，推动产业高质量发展，促进了当地的“战时繁荣”；另一方面，又要竭力管控乃至遏制这种繁荣，将之贬为“畸形”，因为随之而来的吃喝玩乐消费、投资“升值产品”（如房屋、贵重金属、紧俏商品等）炒作，更别提赌博、卖淫活动，对支持战争几乎毫无帮助。

  简言之，“有形之手”竭力干预经济活动，使之尽可能地多投入到“有用”的生产而非“无用”的消费领域，同时严厉打击走私活动，因为这样才可以从当地有效地汲取资源，将经济活动都纳入政治管控，服务于政治战略。

  这种“统制经济”的设想至迟在1932年就已出现，1933年后更是各方都在力主倡导，但直至抗战期间才真正成为中国的经济国策。

  然而，现实远比这一政策设想的复杂，冯筱才运用大量史料证实：温州在战争期间的经济活动并不能被国民政府所完全掌控，尽管政府组织出口公司管控各项物产，理由是“避免物产资敌”，但走私活动从未杜绝；至于进口，虽然1938年7月1日起实施的外汇管制拒绝非必需品输入，但在禁运清单上的“奢侈消耗品”也仍在输入。

  最奇怪的是，日本表面上要掐断重庆方面的生命线，另一面却又竭力向沦陷区倾销工业品，其结果，“太平洋战争后，非沦陷区的进口商品大部分是通过沦陷区输入的，可见物资抢运对于整个大后方的重要性，而走私是抢运货物最重要的渠道”。到最后，“走私”基本成了一个空洞的名词。

  从理论上说，统制经济对于中国赢得战争无疑有其必要性，但推行起来却是另一回事。且不说政府能否有效管控所有经济活动，其实施就需要依托各级政府机构及相关经济机关，但这样一来，“由于利源所在，其他势力亦会或明或暗地介入其中。在这样的一个过程中，如果缺乏合理规划及有效监管，一方面可能会滋生腐败，另一方面也有一定的可能对原本产运销各环节的当事人利益造成损害，并引发冲突”。这不仅仅是腐败，而且这样的经济活动难免是低效的。

  对市场的过分管制和不恰当干预，本身就会伤害经济活力。因为统制经济推行的“产销一体化”，一大目标就是消灭中间商，实现从生产、运输到销售的各环节垄断，排挤市场竞争者，这首先就直接影响传统贸易商号和中间商、商贩的生计。

  一旦垄断，政府作为唯一的统购统销渠道，往往给一线生产者的价格又太低，极大地挫伤他们的积极性。国营机关收购桐油时，给出的价格太低，桐农宁可把桐树砍伐了当柴烧。浙江的几种重要土特产，在战时就此走上了“毁灭的途径”。

  虽然这种统制经济的努力在当时并不成功，但这段历史对中国的政治经济制度变迁却十分重要。

  首先一定要注意的一点是：它能够毫无阻碍地推行，正是因为中国在历史上就有类似的设想，诸如通过盐铁专卖来汲取财力，乃是历代惯例。根据这一设想，市场并非一个民族国家能去参加了但无法完全管控的动态体系，而被看作是一个服务于政治战略的汲取池。

  经济史学者卞历南在研究抗战时期的国营单位后认为，中国人所熟悉的“单位制度”其实就源于那个特殊年代，因为当沿海沦陷之后，国民政府为应对战争，不得不依靠内迁企业的工业能力提供必要物资和替代进口产品。

  现在，对温州战时经济的研究可以补上这一历史图景的另一块拼图：抗战时期统制经济的种种举措，无疑也为后来“统购统销”的计划经济铺平了道路。

  也就是说，那乍看只是战争期间的“临时举措”，实际上却可能带来了深远的历史影响。

  经济学者野口悠纪雄认为，日本战后经济的起飞，其实在战时的统制经济就奠定了制度基础，他将日本当时那种举全国之力支撑战争的国家总动员体制称之为“1940年体制”，其标志性特征包括动用政府力量扶持企业，计划色彩浓厚，这缔造了日本的经济奇迹，但当全球化浪潮推动转向市场为中心时，它就迟迟未能做出顺应时势的转变了。

  顺着这样的历史脉络，我们才可以回答另一个问题：改革开放之后出现的“温州模式”，和40年前的“战时繁荣”有因果关系吗？

  本书的回答看来是肯定的，暗示那一段时间催生了一大批本地企业，温州人从事工商业、投机、走私者甚多，社会权力结构方面也慢慢的出现异动，“这种活跃的经济商业氛围，似给当地民众留下了深深的历史印记。经历了战争洗礼，温州显然跟之前已大不相同”、“也许20世纪80年代突然兴起的‘温州模式’，与战时历史故事之间有一种隐秘的关联”。

  温州当时虽然涌现出大批新创工厂，但“这一些企业有不少在战后很快凋萎，无法应对市场统一化及外来工业品销售恢复后的局面”，也就是说，它们的成功有赖于一个特殊的大环境。

  更重要的是，统制经济的基本设想基于一个前提假设：资源是有限的、固定的，必须加以整合，有效使用，这显然是一种封闭而非开放的设想。

  温州的战时繁荣确实短期内促进了一些商业活动，但“温州模式”的真正内核是放松管控，尊重市场机制，允许民间个体自主创业，充分释放活力。

  如果有什么历史教训，那我们该看到，真正“畸形”的，正是统制经济本身对市场的扭曲，但真正的繁荣恰恰需要给市场松绑。